（当“狼爸”萧百佑准备带着鸡毛掸子到电视台录制节目时，我可能正在写这篇文章。写的时候我仅想给一些朋友看，他们了解我的家庭，并很感兴趣。今天把它贴在博客中国，我想说两点：一、我们兄妹是在父母的“娇惯”下长大的，但是，以萧百佑及世俗的眼光看，我们也非常成功，甚至比他的儿女更成功，尽管我在文章里模糊了那些成功；二是我们在父母那承传了人至关重要的——爱心。我不否认棍棒之下的儿女就没有爱心，可我更认为我的父母让我们拥有爱心更水到渠成。有丰富的爱心，在人类整体的价值观里，那才是人真正的成功。）夜里正要关机，看到brook_sun发来的鲁鲁相册。照片里小家伙笑得灿烂，而远在美国费城的brook_sun也笑声若至。夜晚的面容顷刻间被替换，就像阳光绣织过一般。我似收到幸福天堂的邀请，宁负睡眠，愿与他们分享爱与快乐。我和brook_sun父与女从未见过面，却一直都不陌生，他们是我眼中最真实的一簇阳光。从brook_sun在博客里写鲁鲁，我就时常挟带着自己诸多美好的回忆在那里小憩。在年轻父亲的文图里，我总能看到奔跑在放学路上的自己：寒风凛冽的冬日傍晚，离家还有二三百米远突然忽略同伴，一路喊着“爸——爸——”向着自己的阳光飞奔。百无聊赖的东北大地殷勤地帮我传递声音，所以当我跨入家门老爸已经准备好一双温暖的手。他一边揉搓着我的脸和手，一边与我一道夸张着受冻的感觉，后者比前者更能驱走我身上的寒意： [阅读全文]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离药家鑫案一审宣判的日子很近，经过长时间的“择日”以后，料法槌已先于此落定，但知晓结果之前我依然要呼吁法院秉持公义！ 药家鑫一案并非有歧义或纷争，所谓的歧义和纷争都是游离于案件之外。如自首情节说，警方抓获在先，自首情节只是抓获之后的一场戏；激情杀人说，似乎说的是此案，但实则是李玫瑾自酿的一厢情愿；而死刑当废的言论，人大没首肯谁说都与具体案件无关。至于为什么会有这些所谓的歧义、纷争，那是社会问题对本案的侵入，而不是本案内在的因素导致。社会问题的侵入恰恰是人们最担心的司法不公的原因所在，法院要秉持公义，首先是要排除，而不是采信那些天方夜谭般的说法。 [阅读全文]

当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民主这回事儿，也就知道了还有“人应该独立思考”这回事儿。 对于中国人来说，首先意识到的是独立思考的困境：历史的假说和现实的谎言之多，信息来源以及知识存量之少，都成为独立思考的羁绊。此外，仍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没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所谓的独立，往往是经过一番艰苦努力逃离了思考的“殖民地”，却又投靠了某个山头。 最近，“民主小贩”杨恒均闪没闪出，站在那个山头上的人顿感崩溃。我们看到，面对顺势攻上来的另一些人，守护山头的已经不再是为了一个信念而战，而是为了自己曾经的投靠在战斗。这种战斗实质来说是非常地无聊，如果时间和精力是无限的，自己又没有什么正经事儿，不妨就把杨恒均当做一版《最终幻想》游戏来玩，但我认为守攻双方都并非那么“不正经”，何不住手让一个人沙与非沙的疑问交由历史的大浪来淘？ 这件事件惟一有价值的，就是静下心来再次玩味那个独立思考的重要性，顺便再次审视自己的思考是否真由想象的那么独立。 [阅读全文]

当然，乐清警方严刑酷打钱成宇还未被立案，但那的确是一起案件。至于什么时候立案，能否立案，答案或藏于社会走势的某个节点中，我希望那是一个司法主动还回公道正义的一个节点。 前几天看了律师张凯在网络上公开的视频，今天又看了网易转载自《财经》杂志的相关报道，钱成宇遭严刑逼供的真实性已是毋庸置疑。尽管严刑逼供是执法犯法，但对其我也能予以“理解”， 正如《时代周报》早在2009年披露的，刑讯逼供在一些公安部门已成为一种破案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它是不正常的正常现象。基于对不正常的事情看得太多，所谓的“理解”就是不再大惊小怪。但钱成宇被刑讯逼供，还是让人无法以不正常的心态正常待之。 钱成宇是因为钱云会车祸发生后围攻警察，于案发当日下午被拘。（钱成宇否认警方视频中为其本人。）即便公安定性无误，根据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黑道法则，警察对他一顿拳打脚踢也就够了。就算警察更命贵更气粗些，认为自己的公务更神圣些，打他个鼻青脸肿肚子疼总该够他接受教训、自己心理平衡了。《时代周报》援引一位公安系统内部的人士的话：“除非主动招供，否则少有不打的。”分析看来只有有可招的，才会被刑讯逼供。作为妨碍公安办案的钱成宇并没有什么可招的，按公安部门的一贯做法应该是犯不着对他施予酷刑的。但钱成宇说，他被打了5个多小时，还对他动用了老虎凳。我们不能妄自相信他的话，但从视频上钱成宇至今未愈的手伤、腿上纠结的疤痕判断，那分明不是一般的惩戒，而是也要他在酷刑之下招供些什么。 [阅读全文]

今天有新闻报道称， 从5月开始，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的制度。“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这项制度早在去年11月就已在该校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点。关于将“思想偏激”列入其中，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表示，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 首先我们要略过这样的推论：如果饭菜涨两毛钱批评学校就被命定思想偏激，那么中国没有几人不思想偏激，因为在当下物价飞涨中，人们都批评过政府，这和批评学校没什么区别。如此推断，还可得出全人类都思想偏激，但我们且不在这个推断上纠缠，我想北大的目的也绝不是两毛钱的事。 这则报道最让人“偏激”地想到的是：北大是要把自己变成精神病院？！细看报道内容，果然有校内支持者说：“有些学生太嚣张，经常因为一点小事就诋毁北大，应该将他们送到疯人院去。”这些支持者无论是受校方旨意，还是自己由衷，都传达出一个信号，北大正在使一种关联深入人脑：持不同意见者即精神病患者。看来北大这个中国一流大学是要致力于培养一流的思想统一者，或者叫一流的木偶人。 [阅读全文]

日本人正在遭遇大地震、海啸，继之核辐射的多重灾难，从最初的5人死亡的数字到今天早上1800多人死亡或失踪的数字攀升中（截稿时的最新消息是仍有2万人失踪！），从会有人受辐射的猜测到证实爆炸辐射超正常9倍 、已有190人或受辐射的报道中，人们感受到的是沉重与沉痛的加剧。所说的人们，是世界各地的人，也包括中国人。人们感同身受，用笑蜀的话说，“不为别的，只因我们是人类”。 但是我们也都在论坛里看到，庆祝和幸灾乐祸的帖文也不在少数，表哀痛与祝福日本灾民的人还被攻击、谩骂。我总以为那些丧失人性的发帖与留言仅是极少数人所为，甚至我愿意设想，那只是几个被极端民族主义弄坏了大脑的人的若干马甲。可是昨天晚上，我对自己的想法产生了动摇。吃晚饭的时候我们一家仍难免离开日本受灾的话题，我的小孩忽然说：“我怎么高兴不起来呢？”我震惊得不啻于最初听到日本大地震震级为8.8级，半晌才问道：“为什么要高兴？”她的回答是“同学们都非常高兴。日本人杀过咱们很多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孩子，或者有多少人，能从人性的源头中找到那“高兴不起来”的感觉。有多少？这个问题从昨天晚上就不停地盘桓在我的心头，我越来越不自信，是因为我们的学校教育、我们一直以来的宣传都是有问题的！如果老师在授课前用几分钟，哪怕是一分钟的时间带领学生表示哀伤，如果我们的各类宣传机构不是铺天盖地小日本有多坏，再如果学校的教育、宣传的渠道中充满了人性与爱的关怀，我就有理由给自己一个安慰的答案，对那些“祝贺”、“高兴”就如同在汶川地震中对一个莎朗•斯通一样，将其处理到可以不予置理的角落里去。但现在显然我做不到。 [阅读全文]

什么是教育，如果这个问题必须由你回答？如果你认为它是那么简单就像照耀在头顶上的阳光，但严谨的答案的确需要找一找资料却又来不及查阅；如果你脑子里一下子涌出国内外许多教育概念，它们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互相支持，而是矛盾得令你头大；如果你熟读过教育理论可以滔滔不绝，但听众都是些要求去繁就简的家伙……如果问我，我会说：它是人类共同的信仰。没错，只要回顾妈妈第一次把书包放在你肩上的眼神——坚定、虔诚、充满希望——你就该确信教育是信仰，是让人从蒙沌走向明智的“MY GOD”。 林林总总的各类学校屹立在大地上，总让我感到那是更有意义的教堂（我没有任何贬低宗教的意思），几乎所有人都想到那里朝拜，它们距离仁慈的造物主更近——从那里走出来的人愿意并且有能力实现其旨意，将人类自身以及所处的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若是没有学校，说不准人类仍旧是某个荒野里哇哇大哭的孩子。当然，若是把学校比作教堂，就有一部分是属于中世纪的教堂，它们禁锢人的思想，先是把自己的教义填满人的大脑，再把人的脑门当做仓库的大门死死锁住。“文革”中的学校是典型的那类学校，它们培养了一代像司马南童鞋那样的人，除了“文革”的政治经济制度外见什么都天敌来犯，可怕可恨。他们中的一部分只能用文字抗敌，但也有人无需敲键盘。他们做了某地的首脑，其所辖的地盘要比键盘大得多，只要把地盘上的人看作是可以任其敲击的键盘上的键子——这对“文革”中的好学生们来说可不是难题——就会很快打造一个实实在在的乌有之乡。人们可得练好自己脑门的承重能力，因为那上面是要被挂上一把铁锁的，他们从那些学校学到的最大本领就是这个。喜欢东张西望的也要练好脖颈的柔韧度，不然会被扭伤或被扭断。 [阅读全文]

常言道：近处无伟人。但人们不难发现，从另一个角度看，近处也没有绝对的恶人。一个杀人凶手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一个腐败官员是一个义气的哥们儿，一个刑讯逼供的警察是昨天那个帮你把大米背到楼上的友好邻居，这都可能，而且丝毫不涉悖论。所谓“近处”，是人在世俗生活中面对的所有的眼睛，不同的眼睛观察到的恰是人在世俗生活中的不同角色。在这样的“近处”下，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人是百分百的恶。李一帆事件发生后，李一帆成了骄狂的“官二代”代表，众愤的焦点。李一帆是否就是人的例外，是无善可言的人？没有人会那样想。所以，媒体也无需热点过后再花一番力气佐证李一帆也有常人的善。若是媒体还用他那些常人的善来消弭“我爸是李刚”的特权事实，且得出网络民意不忠于事实的结论，那倒有故意用一种事实掩盖另一种事实之嫌了。 [阅读全文]

从钱云会毙命车轮下的那刻起，公众便高呼要此案真相，和以往类似的情形一样，人们越是要真相，真相就越遥不可及——真相就像是超级流感病患，一旦疑似就会被隔离；比病患更不幸的是，经隔离后的真相死亡率几乎100%。 真相死了！随后会有一个冒名的真相被雕刻出来，泥塑般摆在人们面前，尽管那并不比末流艺术家的作品更耐人瞻观，但创作者自我欣赏，因为事情到此也就快画句号了。于是有了定式：追问真相→真相死给你看→赝品真相堂皇问世→社会暂无危机。所谓追问真相，就是一遍遍去验证这个定式，国家的权力体系尤其这么认为。所以权力体系没有在一件件呈显社会实质问题的事件中伫足、沉思，正常地运用那些纠错的机会。钱云会一案的终结，权力体系又获得了一次赢定了的感觉，按照这种感觉相关方面还会出经验，受表扬，至少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然而，有一个问题也许更应该在此时面对，这就是：追问钱云会一案真相，人们到底在追问什么？ [阅读全文]

法新社早有断论：缅甸的“大选乃是军人为其铁腕统治戴上文明面罩的花招”。为使自己的政权更能得到国际承认，得到国内民众的支持，上个世纪改朝换代的国家有一批或在国名上或在政权性质上自加 “民主”二字，例如独裁之至的朝鲜就自名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假如联合国有一个国名注册公司，相信会有一些国家拿不到注册表；再假如这个公司对各国民主能实行年检，还会有一些政权性质号称民主但却未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不得不停止自己宪法第一条里的花活儿。无需注册，也没有年检，民主就被自诩，成了噱头。有意思的是，许多真正民主国家既不在国名上使用“民主”，也未使用“人民”，是更能说明国名与自我阐释的政权性质都不可靠。当今世界，民主等同于政治文明，是普世价值观，几乎没有哪一国的政治家会公开主张不实行民主，哪一国的人民会真心不要民主，（乌有之乡的那些中国人是例外，还有一些中国网民，也许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也许只是一些马甲在论坛和博客里昼夜奋战，誓死和民主作对，剖心肝对专制表忠心。他们常常让我想到：得不到启蒙的大脑乃是个骗局，是自身找寻不到人的意义的祸首，是他人必须警觉、戒备的什物。有人认为那些人是受了利益的诱惑，但我更坚持是大脑的问题，因为不经启蒙的大脑才可能对诱惑以认知相许，即便站在真理之书前，他们也会由着那诱惑主使者的意志读错每一个字。这是极度放任且不知耻的生命，在哲学与思辨可以立足的地方，如此生命并不多见，在我们这则不然。）在国名、释义政权性质已不足信，未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还会强辩：我的也是民主，甚至是更高级的民主。那些国家通常在“民主”两个字前加上定语——某某民主；在强辩中反复强调它更贴近国情，更具特色，更受民众拥戴。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