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话题之三：狗日的大哥

哈哈，那好啊。

信教可以上天堂。——电话那边年过八旬的老人不再像以往伤心生命行将落幕。

不错不错，天堂不错。

………………

我有时会想，如果没有人做中介，我或许能够走近上帝——

当人们将上帝作为交换幸福或生命轮回的概念，我注定要背转身去。

其实我很想对大多数自认为基督徒的中国人（也包括自认为佛教徒的中国人）说，你和宗教的距离可能比我还要远。这大概就应了克尔凯郭尔的那句话：不信教的人往往具有最佳的宗教意义。至少我还懂得尊敬宗教，不把它当做交易所，不付之以功利的企图。不谦虚地说，我可能比你更知道上帝给予人的不是实利的扩张，或是生命的另一种延续，而是做人的权力。我看中国人的基督教观，大体上和启蒙运动前的基督教观无甚区别，事实上，西方人早已经同旧宗教说“再见”了，“我们不再有这样一种巨大需求：通过希望有一天见到一个世界，在那里事物在根本上比它们现在的样子更好，来使得我们的生活能够忍受。”（唐·库比特《快乐之路》）康德在《什么是启蒙》中说，启蒙就是使人成为独立的人，就是自由成了人的绝对命令。

谈到走近上帝，似乎我已不再是个无神论者。实际上我并没有改变对宗教的态度：宗教是伴随着人类集体生活的发展产生的，上帝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人发现或创造的。这句话来源于H·G·韦尔斯的《世界史纲》，它恰恰也是我的认知。但是我依然认为西方人选择了上帝是睿智的，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幸运。

仅就敬畏而言，上帝的缺席无疑使中国人套牢在对强势的人的敬畏上。

敬畏，是人性的一部分。有人羞于承认自己有畏惧之心，“站着是一条汉子，躺下是一道山脉”，这是文学艺术的语言，或许也会成为一些人的自我标榜，然而客观上人性却无法只用完美的词汇诠释，人类无可挑剔地优秀没有事实可以依据。西方人和我们之间，对自身的客观判断并没有质的差别：个体是弱小的，人群是盲目的。在人类初始阶段，他们也曾不知自己是谁，自己身处何方。一道霹雳足以让他们惊慌失措，同类的屠戮与虐待瞬息改变他们的命运，即使在之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个体的人也总能感觉到自身的渺小与脆弱。希腊文化中的诸神诞生，及至宗教的发现，都是人试图把敬畏交付给超人类的神。

对神的敬畏与对强势人的敬畏有着本质的不同。对神的敬畏本身蕴含了人与人的平等概念，而对强势人的敬畏则构成了等级制度逍遥于人世，在如此的制度中人被人所奴役自是理所当然。人们总结法国人走向现代文明中两个具有影响力的人物——笛卡尔、帕斯卡，“他们为法国人解释了西方人的共同信仰——基督教，同时是他们形成了对另一个更遥远的灵感源泉——希腊——的尊重。”（艾伦·布卢姆）中国人也制造过神，但是显然对神的态度没有西方人坚定，神没有走进心灵深处，所以中国没有希腊式的文明流传。当宗教的兴起，中国是缺位的；宗教的发展，更与中国人无关。宗教对于中国人实在是来得太迟了，记得有人曾说宗教是人类幼年才能发现的，因为那时的人如同孩子和青年，目光与心灵都还清澈。所以就不难解读中国人的宗教观为何依然在世俗化中打着小圈圈。有一句话总体上能够体现中国人和宗教的关系：临时抱佛脚。

中国人对强势人的敬畏是一个漫长的历史，皇帝、长官、顶头上司、知名人士、教授、明星、富商……总之，在人与人形成的社会关系中，从整体到局部，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人们对凌驾于自身之上的人都要把他当作超级大哥，不仅无条件地听命于他，还要争先恐后把他捧到如日如天。

我们最熟悉的“领袖”一词，便渗透着人的这种敬畏。细分析起来非常可笑，所谓“领袖”无非是让人牵着衣袖的意思。被人牵着衣袖走，首先放弃的是自己思考的义务和责任，随之是维护自己人格和尊严的努力。领袖是超级大哥，他的一个关注、一次接见，就能让人热泪横流；领袖的挥手，就是人行动的方向。人成了领袖意念中的符号，即便是“文革”那样严重侵犯人权的十年浩劫，都不会让人自觉到那是何等违反人类意志的荒谬和罪恶。纵观外国历史也是如此，凡是有领袖出现的时候，大都是人自身的一场灾难。如二战时的希特勒、前苏联的斯大林、伊拉克的萨达姆，以及朝鲜的金氏父子等等。

在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本来也可以顺理成章成为超级大哥，但是两届总统任满后，他拒绝再参加竞选，隐退回乡，美国人当时还无法接受他不为大哥的选择，但那恰恰是他们的福祉——此举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摒弃终身总统制及和平转移权力的范例，为自由与民主留下了路标。美国人在之后的20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如合众国的缔造者用行为告诫的那样，对权力加以防范，而不是恰恰相反——跪拜权力。

可能有人要提示我，随着“文革”的结束，领袖已走下神坛。问题是：从神坛上走下的超级大哥去了哪里呢？在这里，超级大哥不是指的具体哪个人，而是在强势的人如日如天的客观与理念没有改变的基础上，你在心里无限跪拜的人：你孝敬他甚过你父母的人，你陪伴他比陪伴老婆孩子更兴奋的人，他让你喝酒你宁肯喝到半死的人，你和他玩牌经常故意输给他的人，他不经意对你的一句表扬就让你黑夜出太阳的人，你给他制订了超越普通人道德标准认为他多拿多占玩小三是情理之中的人……总之，他因为拥有权力与资本之重你就决计把自己看得比鸿毛还轻的人。他的确不在大众的神坛上了，但却在你敬畏的心灵内你专门为他设计的神位上。他存在的形式是离你很近，近到他随时都能张开血盆大口把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一口吞下的距离。狗日的大哥，他来到了你的身边，而且你的身边可能不止一个这样的大哥！

如果说，“文革”中单纯的政治狂热形成的是盲目的敬畏，现实中便是带着利益的诉求形成了自觉的敬畏。再往前推，如果说历史上中国人一直在敬畏的文化泥沼里跋涉，是从来没有等到过启示、启蒙，那么当今的人们只需稍稍瞥一眼外面的世界就可以了然更光明的路径，完全是明明白白地情愿烂到这个泥沼里。盲目与自觉之间，前者可谓之可怜，后者则完全是可耻。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韩国的女演员遭遇潜规则，会感到生活失去意义，最终选择自杀，中国的女演员同样遭遇潜规则却依然活得风景一片？要回答这个问题并非难事，大哥的认定首先是要埋葬尊严和廉耻心的。不要尊严，不过问廉耻，身心就可以任凭狗日的大哥——导演们玩弄，只要由此上位就可喜可贺。

最近，美国兰德公司公布了一份令人非常不舒服的对中国现状分析的报告，其中说道：“中国人没有勇气追求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首先，他们没有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思想被贪婪所占据。再有，就算他们有能力筛选出正确的事情，他们也缺乏勇气把真理化为实践。”仿佛是对我们敬畏的历史、现实的精辟总结与概括。说到不舒服，是我依然希望文化批判的任务由我们自己来完成。

我们能否完成这个任务？

前几年，我到党校学习，同学大多来自党政机关，这也使我很快发现了他们的共性——对凡是超越他们等级之上的人不容分说的敬畏。如谈论单位一把手必称呼“老大”。由此我开始注意到人们对单位一把手的称呼普遍的变化：老大、老板、大老板。最令人玩味的是这样的称呼都是一把手不在场的时候，而且称呼时只是为了向别人表达自己对一把手格外的尊敬以及和他亲昵的关系。它向我透露了这样的信息：“老大”是客观现实的命题，也是称呼者的自命题。在兴高采烈的“老大”称呼之下，是竞赛般地谄媚“老大”。“老大”换辆好车人们要表示一番兴奋，“老大”住上别墅人们要表示一番兴奋，“老大”孩子中学就被弄到国外留学去了，人们还是要表示一番兴奋；临到年关，到“老大”办公室上贡的队伍排得长长的，彼此并不掩饰，仿佛是在做一件荣光的事儿。“老大”于是就愈发地大了，各种贪欲的实现已经不再有所避讳，就像周久耕常抽1500元一条的“九五至尊”香烟，常换劳力士、江诗丹顿、帝陀名贵手表并不担心人们提出质疑一样。抽不起那样的香烟、戴不起那样的名表你可能还会瞧他不起。于是，人员调动、提升的价码比物价上涨得还要快，因为在一场竞赛中人们绝不肯甘居人后，最好自己是冠军。

兰德公司又嘴无遮拦了：大多数中国人不懂得“精神灵性”、“自由信仰”以及“心智健康”这样的概念，因为他们的思想尚不能达到一个生命存在的更高层次。狗日的兰德，我们的问题何需你来一语道破，要说穿它也该先轮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我们正在做的，其实是和狗日的大哥们共同的堕落、沦陷，不自我拯救就将等待死亡的一场恶俗的游戏。就如同一首叫做《中国人墓志铭》的诗写的：我们生在中国，/我们葬在中国；/我们所有的不幸，/只有这么两个！//躺在里面的，/再也不必假装死了；/留在外面的/还要继续假装活着……

从敬畏强势人到死亡，并非诗人般的语言夸张。当人们的精神世界被超级大哥劫掠一空，灵魂的陨灭其实就是人真正意义的死亡。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说，中国是“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所谓吃人，吃的不是人的肉体，正是灵魂。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对他的异议实在是愚昧本身在发言，当然这是题外的话。

回到本文的话题中，我依然还是要问那个问题：我们能否在文化批判中走出对超级大哥的敬畏？我当然清楚，关于文化的话题，始终离不开两个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而且前者起着更加重要和核心的作用。我们固然不能脱离制度文化谈文化，但是我们更不能因为制度文化而不谈观念文化。尼采的话或许不无道理：人作为人，作为崇高生物的存在，取决与他，取决于像他一样的众人。至少，更趋向文明的观念文化是给更趋向文明的制度文化做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