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韩寒那只是批判民众的文明程度太低，他是用自己的语言方式关心民主。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母亲情怀——自己孩子把一个杯子摔了，说那是人们喜欢听到杯子摔碎的响声。当然这种情怀也只是溺爱的母亲情怀。我们也常说中国人的素质差，偶尔忍不住还会来一顿劈头盖脑的骂。鲁迅没少骂，当今很多人也都在骂，但在那激烈的言词中，是有一只手在指引方向、出路的，至少会表达对一个社会走向文明而不是原地打滚的期盼和愿望。就是那只手没有明示出来，也能让人隐隐看到；就是看不到，也能让人感觉得到。所以同样谈民主疾呼提升公民素质的，同样提示革命副作用的，大家不会一视同仁。而韩寒的《谈革命》，极力渲染的是人们争取民主的结果的可怕性，很像在跑赛终点溜达的一只老虎，他的结论无一不具有老虎意义。 [阅读全文]

为什么我要强调韩寒的中产阶层身份？因为这篇文章恰恰对应着一个在底层发生着的事件，而且也正是那个事件将一个敏感词汇渲染得从未如此凸显。一次影响力空前的农民维权、争取民主自治的行动，在检验其他阶层的心理走势，特别是离它最近的中产阶层的心理反应。最突出的一个事实是，知识精英们的冷漠，和他们以前对维权、民主的高调姿态形成巨大反差。很多知识精英们就仿佛那些农民根本不存在，他们即使是世界上任何角落里的人、地球村之外的人都可能受到其关注，集体的冷漠很令人捉摸。假如农民在整个行动中出现了非理性行为，冷漠尚可理解，但情况并不是我们假设的那样，除了阶层的隔膜几乎没有第二种解释。但这种隔膜并不是农民造成的，农民从未招惹过知识层，而且他们的诉求并不伤害知识层的利益。冷漠只能说明知识精英是克制着自己说“不”。为了不说那个谁都会瞠目的“不“。知识精英们开始绕道谈革命，为了把话说到极致，连以前主张的民主、自由也一并篡改。就像韩寒说的中国人其实是不需要自由的，民主的结果不外乎是选了一个党代表。韩寒不是在正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他是在山头上喊“狼来了”的那个吓唬人的小孩。想那样喊的人不止他一个，但谁也没有他那么率真，他喊得最直白、最响亮。正视中国的现实，既要看到复杂性，更要看到公民的成长，一个村子的农民在维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文明、理性、勇气、智慧，足以让中国人只需要随地吐痰自由、是洪水猛兽洪秀全的信口开河消失在喉头里，但韩寒压根就没想要什么正视，他的表达完全取决于一种态度。如果某一天他看到所谓的革命尚遥遥无期，可能会用叛逆为自己打个圆场，因为他明白那种态度泄露的是自己身份的立场；他若不彻底变身，也很难再前言搭上后语。 [阅读全文]

我是真的尊敬季国清、毛喻原这样的知识分子，而且现在越发地尊敬。在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能列出名字的已经不多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放眼世界思想，思考当下社会，并道德性地给出启示。我很在意知识分子发言的道德含量，因为大多数人视野的局限，注定知识分子就是从真理那边来的客人，从博客、论坛帖文的高点击量，到微博众多的粉丝，若不是真理的诱惑，还会有什么把芸芸众生吸引了去？说这番话之前，我已对许多知识分子的发言产生了疑问。他们面对现实，但又和实际相隔甚远，其所给我的感觉是他们将自己关在书斋里，不仅脚跟远离公众，而且视线也不扫描公众。昨天我在微博里写了一段话，是针对他们研究实际问题的视角没有超越新闻视角：“新闻视角”不能替代“社会观察”，即使新闻的真实性已有保证，它也不能为学者研究社会提供全部论据。社会大部分原貌都无法为新闻所叙述，所以学者们研究问题时就不是采集新闻的劳动。”此外，他们的确从理论上比别人更多接触到真理，但明显看出他们蜗居在某位世界著名思想家、思想流派的观点里不能自拔，这样就难免于对整个文明史起推动作用的思想连贯，做了断章取义的处理。我极不认同不讲背景、不问时代、模糊历史地照搬思想。比如谈革命完全照搬阿伦特，谈反暴力完全照搬阿玛蒂亚森，谈废除死刑安全照搬巴丹戴尔，如此谈法和现实不搭界，对信奉他们的读者其实是误导。那些思想无疑都是世界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精彩总结，但是文明历史的脚步却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仅看到这些是不够的。照搬很像是要你为了吃上健康食物，连充饥的过程都得省略掉。我看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在那样告诉人们，现在尤其絮絮叨叨。往浅了想，他们是在成全自己的著书立说事业；往深了想，我甚至怀疑他们缺乏知识分子的道德，在向利益集团示好。我的怀疑源于我认为他们应该比我更知道那句话：“当我们听到至理名言时，我们想知道是谁在讲话。”还有他们应该比我看的更清楚，他们自己发声的时候是谁在笑。 [阅读全文]

我总是听到你们高喊“要真相！”“要真相！”你们高举着照相机、摄像机、手机、录音机，睁大一双不知疲惫的眼睛，记录记录记录，记录那些良知装不下的罪恶：记录熊熊燃烧的人肉火把，记录轰轰烈烈的动车相撞，记录连绵不绝跳下楼去的年轻生命，记录烧死在公寓楼里的市民，记录压在教学楼下的孩子，记录比他们更小的孩子——结石宝宝，记录寨桥村老父亲的哭诉，记录被强奸妇女耻辱的面容……你们前仆后继，穿越各种各样的假象，识破障眼法、逃遁术。你们把自己练就成福尔摩斯、神探亨特。然后你们回到论坛、博客、微博、QQ群，又集体高喊：“要真相！”“要真相！”你们会一而再地高喊“要真相！”“要真相！”渐渐地，你们将索要真相职业化，没有薪酬的职业。你们任劳任怨，如同车间里最敬业的计件工人，做了一件紧接着又去做另一个。有时候你们手里同时要做N件，扔球杂技演员都没有如此忙碌。这个社会抛出来的球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源源不断，扔球的是一部机器，可怜你们仅是手工操作者。有一天你们终于令我难以抑制地出现了视觉、听觉、感觉的疲惫……当我再次听到你们高喊“要真相！”“要真相！”就像奥里亚娜•法拉奇在阿莱科斯的葬礼上听到人们高喊“他活着！”“他活着！”就像听到一个——谎言！ [阅读全文]

（当“狼爸”萧百佑准备带着鸡毛掸子到电视台录制节目时，我可能正在写这篇文章。写的时候我仅想给一些朋友看，他们了解我的家庭，并很感兴趣。今天把它贴在博客中国，我想说两点：一、我们兄妹是在父母的“娇惯”下长大的，但是，以萧百佑及世俗的眼光看，我们也非常成功，甚至比他的儿女更成功，尽管我在文章里模糊了那些成功；二是我们在父母那承传了人至关重要的——爱心。我不否认棍棒之下的儿女就没有爱心，可我更认为我的父母让我们拥有爱心更水到渠成。有丰富的爱心，在人类整体的价值观里，那才是人真正的成功。）夜里正要关机，看到brook_sun发来的鲁鲁相册。照片里小家伙笑得灿烂，而远在美国费城的brook_sun也笑声若至。夜晚的面容顷刻间被替换，就像阳光绣织过一般。我似收到幸福天堂的邀请，宁负睡眠，愿与他们分享爱与快乐。我和brook_sun父与女从未见过面，却一直都不陌生，他们是我眼中最真实的一簇阳光。从brook_sun在博客里写鲁鲁，我就时常挟带着自己诸多美好的回忆在那里小憩。在年轻父亲的文图里，我总能看到奔跑在放学路上的自己：寒风凛冽的冬日傍晚，离家还有二三百米远突然忽略同伴，一路喊着“爸——爸——”向着自己的阳光飞奔。百无聊赖的东北大地殷勤地帮我传递声音，所以当我跨入家门老爸已经准备好一双温暖的手。他一边揉搓着我的脸和手，一边与我一道夸张着受冻的感觉，后者比前者更能驱走我身上的寒意： [阅读全文]

在一个悲剧社会，无论人们怎么选择，都不会是喜剧里的角色。药家鑫案更体现了这种悲情。呼死与呼缓，都会感到有种郁结，因为我们不是法律中人，却“参与”了审判。一个公正的法官，判死判缓都不会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但我们不然，究其实质我们不是参与审判，而是在舆论。两个不同观点的群体，都不能接受的就是那个完全属于舆论范畴的“呼”。 药家鑫案中舆论的我们还不只是两种对立的观点，相信持每一种观点的人都要面对存于内心的自己的对立。尽管我们口若悬河，似不容辩驳，心灵都有过问雨的过程：呼死的问是否戾气，呼缓的问是否纵容杀戮。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那样一些沉重的问题，就是在药家鑫案了结之际，那种重负依然无从卸下。 那些难题不是别的，正是我们的社会本身处在难解的问题之中。 [阅读全文]

丹麦著名导演拉斯•冯•特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自称纳粹并同情希特勒，被逐出戛纳电影节。拉斯•冯•特尔真是昏了头，他应该知道自己如此公开的言论，是被欧洲许多国家的法律所不容的，自然设在法国的电影节也不能相容，就像电影节办公室表示的那样：绝不容许有人在这种问题上造次。 纳粹是对人类的集体犯罪，只要它复活，罪恶就会继续，这是二战后欧洲的共识。欧洲的法律、言论空间不容许为纳粹翻案（美国也如此），是为了把纳粹永久地埋葬在墓穴里。这正是欧洲的理智，他们时刻警惕历史重演。因为历史从来都没有做过不再回来的承诺，美国人Ron Jones仅用一星期的校园实验就证明了这一点——一个“微型的纳粹德国”在他的目瞪口呆中以无法控制的态势诞生了。 中国也曾有过应该被永久埋葬在墓穴里的历史，那就是十年浩劫的“文革”。记得“文革”结束后的最初几年，人们都非常自律地不再公众场所唱样板戏等“文革”标志性的歌曲，因为很多受伤者的伤口还流着血，记忆烙印着深深的刺痛。这是那个时期人们的情感。我不能把它视为理智，原因是之后“文革”再被称颂，且大有回潮之势，都说明那绝非是理智。 [阅读全文]

在药家鑫事件中，除了张妙及家属，其实还有第二受害方。而且他们不能提起诉讼，对他们的伤害或也不只限于此案。我们有必要关注他们——一个被难缠的群体。如果在此间形成的心理定式得不到纠正，这个群体在今后的社会生活中，将会遭遇更多真正难缠的伤害。 最初我是很难接受难缠一词的，无论它锁定的对象是谁，原因是已有很多年没听到人们使用它了。难缠大体上是无赖的同义词，记忆中只有小时候常听到人们会说谁难缠，就是说他无赖，惹了他就会和你没完，赖上你，讹诈你。后来不再常见使用，我想是因为社会逐渐走向法治，人们有了纠纷便去寻求法律。法律站在中间，当事人就很少面对个人的难缠。而且人们寻求法律的进程是那么快速，一开始还有“一辈官司十辈冤家”的说法，但一转眼都摘下了有色眼镜，即使父子、兄弟起了纠纷也不再以法律解决为不道。在一个以法律解决纠纷为主渠道的社会，难缠的指责已无意义，甚至极容易涉嫌侮辱，反倒令指责者更显难缠。难缠一词正是社会的进步将其边缘化了。 时光荏苒，在药家鑫事件中难缠之声再起，首先我以为是自己听觉有了问题：不管你撞倒的那个人身份如何，你面对的不都是法律吗？难道农民有本事不受法律约束，你损坏他一扇窗就要赔他一幢房吗？注意，我这样想问题的时候，已经不自觉地落入了药家鑫们的伪命题中，即先把农民设定为难缠、无赖、讹人：你损坏他一扇窗他就会索赔一幢房。伪命题最大的坏处是它建立了一个莫须有的论点，这个命题直接导致了这样的争论：农民难缠就应该杀死他吗？观点自然分为“难缠不等于该死”和“换我也捅”。 两种观点尽管南辕北辙、互为水火，对农民的伤害却有共同之处。它等于是把农民吊在了道德的火刑柱上，围观的人们在柱子之下辩论该不该点火，而没有考虑到吊在柱子上的人根本不该吊在那里。 [阅读全文]

夏俊峰，一个已被人熟知的名字，因刺死两个城管被判处死刑；周晓明，一个近日才出现在新闻里的名字，因在自家窗前铺水泥地面被城管群殴致死。两个人虽距离并不遥远，但更近的距离是他们或面对的是同一死神：当城管来临，生命就落入了时间的暗箱，无论如何都再也难求生还的希望。 想来夏俊峰和周晓明，是极不愿意为我们这些智商不太高的同胞留下一道难题的，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试图找到开启时间暗箱的钥匙。夏俊峰奋起自卫，周晓明打不还手，然而结局都一样，他们死死地被封闭在那个箱子里。事实证明，他们找不到钥匙，即使找到也拿不到，在执法者面前，被动的他们永远也不会有一把真正的钥匙。 他们如此被动，完全是因为法律对执法者有着另一番解读。看法律如何为夏俊峰案中的城管行为作解读的—— [阅读全文]

今天是母亲节。 中国的儿女，如果你此刻正送上一份礼物，请同时送上一份歉意——当邳州征地对妇女扒衣示众、灌屎灌尿的事件发生之后，这份歉意，就已经成了尚自诩人之子的我们的要义。 相信对邳州征地中恶行的报道很多人是不忍卒读的，当我们的视线离开那些文字和图片，作为中国人的一员备感茫然：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身在何处，何去何从。 早前，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对中国妇女恶行的记录也曾令人不忍卒读，但那会儿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是人！因此我们一直站在人性的高岗上审视那段历史，审判恶行的作为者。但此刻我们却不得不去认领属于我们的足以使人崩溃、精神分裂的新角色：既是被凌辱者又是凌辱者。 如果我们不把“外族人凌辱中国妇女是不可接受的，而中国人自己凌辱中国妇女是可以接受的”作为一个准则立起来，就应该参照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中国妇女恶行中的角色划分角色。 作为被凌辱者，你可能会说：那不过是邳州市经济开发区的一些妇女遭受了凌辱。如此开脱的人等于放弃了一个权力：你无权再提南京大屠杀中凌辱中国妇女的过往。因为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南京也不过就是南京，或者任何人都只不过是他人而不是“我”。 （关于现代史中对妇女集体凌辱的暴行，恕我在愤怒之下只想到这两件事：一个发生在七十多年前，一个发生在眼下；一个是异族人所为，一个是同族人所做；受害者都是中国妇女。所以我才会把两件事作比照来解读邳州事件。） [阅读全文]